老王思维五之话语权思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老王思维五之话语权思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中国古人对于文化的一种诠释。人类社会是有秩序的，是在相当漫长的演化过程中，是在人的繁衍过程中为有效和正确地处理和建构人与自然的关系过程中所形成，从最初的自然秩序即纯粹的血缘序列，发展成社会的秩序，所谓尊卑长幼，进而发展成相对现代的人、自然与社会的秩序。而统一这种秩序的，就是所谓的国家形态。这一形态使得社会规制和经济规制成为最主要的规制形态。文化的广泛性决定了任何一种文化研究的难度。人们关于文化的理解、认知和争议，就社会普遍性认知而言，“文化规制”是一切文化秩序的法以及社会规制的文化表现。关于文化规制的研究需要有扎实的历史基础，扎实的思辨能力，不然就很难予以抽象总结。文化规制研究需要得益于科学技术及哲学研究，也需要得益于对美学在艺术研究中所积累起来的悟性。文化规制如何在建构文化秩序的过程中建构自己？文化规制与社会规制和经济规制的差异性，在研究文化规制特点的基础上作为“第三种规制”的“文化规制理论”，具有文化规制的边界。其中许多命题，很少有人认真探究过的，已有的关于中外文化管理的研究没有达到这个深度和高度。需要把“文化规制”置于整个课题研究的核心，并用这个概念去解释迄今为止中外文化的管理经验。这将是中国对中外文化管理研究的一个突破与发展。是尝试善于创造和提出一个概念来解释社会发展和分析历史现象而获得话语权，进而建构和形成是一种知识谱系，这是西方人文与科学研究的一个特征。也是西方学术研究的能力建构之所在。 多年来，中国的知识界一直在呼吁和努力探索中国在人文与科学领域里的“话语权”问题。但是中国的科学文化界始终都觉得离这个目标还有遥远的距离。大家一直在批评所谓“我注六经”式的研究，批评用别人已提出的理论模型来建构自己的“理论”，因为其结果只能证明别人理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而很少鼓励做一些有原创性的研究，由于对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缺乏自信。把“言必称希腊”转化成“言必称西方”，仿佛不是如此就称不上是学术。新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在新兴领域里的学术研究成果很难得到肯定。这是中国学术研究繁荣而学术成果不彰的重要原因。 中国人的研究应该有自己的议题设置能力和解题能力，尤其是应当鼓励青年学者勇于挑战前人，勇于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创新机会，尤其是那些重大、基础和前沿问题。只有这样，中国人的研究才有可能获得与国外学术同行对话的平等和尊重。这也是中国学术参与构建国际学术秩序的重要前提。